生物制藥產業作為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健康中國”的重要支撐。加快生物制藥產業發展既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也是實現關鍵技術創新的突破口，更是守護廣大人民群眾長期健康的“生命線”。
近日，藥品安全合作聯盟（PSM）、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等13家協會、學會聯合在京發布《中國抗體藥產業健康發展報告》，總結了我國抗體藥產業的發展現狀、政策環境、主要挑戰、國際經驗和優化建議等。
中國生物制藥產業如初升旭日
從全球生物制藥產業發展來看，我國生物制藥產業起步較晚但增速較快，市場潛力較大。2014~2019年，我國生物制藥產業市場規模從1167億元增長至3172億元，占全球市場的16%，年均增速22%, 超過8.8%的全球同期增速。與此同時，作為原研生物制品的補充，我國的生物類似藥市場呈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特征：市場占比逐年提高，市場規模快速擴張（預計2023年底增至200億元規模），年均增速保持高位（預計未來3年CAGR~60%）。
圖1. 2014~2022年中國生物制藥產業市場規模及增速（億元人民幣, %）
數據來源：Wind 數據庫
然而，在高速增長的數字背后，我國生物制藥發展也面臨著產業“成長期”特有的挑戰。
首先，研發管線數量全球領先，但創新能力不足。2019年，我國生物制品（包含生物類似藥）研發管線總數高達391，位居全球第一；其中生物類似藥251個，占比64%；從生物制藥產業發展較成熟的國際水平來看，除我國外，多數國家生物類似物在生物制品占比不超過53%，而我國明顯高于該水平。此外，我國生物制藥產業研發管線擁堵，呈現出“高總量，同質化”的特征，因此我國生物制藥產業需實現長期、穩定、高質量的發展。
第二，整體產能偏低，規模擴張仍需時日。現階段，我國在生物制藥領域的核心技術（如細胞培養、純化工藝等）和人才能力仍有待提升，產業發展的核心能力依然落后于發達國家，面臨著依賴進口、成本高啟、產能受限等多重壓力，短期內難以實現產能擴張。總量上看，2018年全球生物制品企業總產能超過1670萬升，其中，北美地區占比36.1%，歐洲占比32.9%，而中國生物制品總產能僅86萬升，占全球總產能的5.2%。
表1. 2018年全球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生物制品產能對比
數據來源：Rader and Langer, 2018
值得關注的是，生物制品市場滲透率低，產業生態仍需完善。在我國，生物醫藥的臨床應用有限。例如，僅有20%~25%的新診斷乳腺癌患者，少于10%的結直腸癌患者，小于5%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使用生物制品治療。而美國的同項占比分別為70%、55%和25%。從2017年開始，伴隨境外臨床急需新藥的不斷引入，以及我國本土創新企業的逐步發展，創新生物制品的可獲得性得到了滿足。但是，由于臨床使用經驗有限，醫生及患者對生物制品的認知和使用還在不斷提高中，助力生物制藥產業鏈條的研發、生產、使用等各環節發展的生態體系仍需完善。
中國生物制藥產業仍在發展初期
在保證藥品質量一致性的前提下，國家對臨床用量大、采購金額高、競爭充分的化學藥品，通過帶量采購政策，在降低藥品價格、提高行業集中度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生物制品是否適合帶量采購也是各界共同關心的話題。根據國家醫保局官方消息，在考慮生物類似藥的相似性、企業產能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具體產品的臨床可替代性三個基本條件的基礎上，將適時開展集中帶量采購。
首先，相似性方面。生物類似藥與原研生物制品的差異可能影響治療效果，結構差異對其藥代動力學、療效和安全性均產生影響；即使結構相同，由于糖基化模式等因素的不同，也會影響治療效果。為此，國際上各國監管部門均制定了嚴格的生物類似藥相似性審評審批的法規框架。近年，伴隨我國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國家藥監部門陸續發布了多項法規文件，明確生物類似藥的定位及審評技術指導原則，自2015年試行的生物類似藥研發與評價技術指導原則發布后的第4年（2019年）批準了我國首個生物類似藥。可見，我國生物制藥產業尚處于從“嬰兒期”向“成長期”過渡的關鍵發展階段，亟需一個穩定的政策環境助力產業發展。
其次，企業產能和供應鏈的穩定性方面。如前所述，以抗體藥產業為例，我國整體能力與經驗積累不足；當前總產能有限且布局分散的產業狀況，不足以在成本控制領域達到競爭強勢。目前我國抗體藥實際總產能不足20萬升，而韓國總產能為76萬升。生物制品生產極其復雜，其擴產至少需要3~5年。生物制品現有生產格局下，一旦主要生產企業停止供應，是否還能夠滿足患者需求？此外，未來生物制藥產業在“十四五”期間將成為政策鼓勵和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但我國生物制藥產業的關鍵技術能力不足，關鍵材料主要依賴進口且生產成本高，大大限制了我國的生物制藥產業技術創新和競爭力提升，因而整個產業的發展需要充分的時間進行培育。
第三，臨床可替代性方面。相對于化學藥品，生物制品具有特殊的安全風險，包括免疫毒性、特定靶點類型的不良反應（如抗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帶來的惡性腫瘤的發生）等。為此，各國監管部門對其臨床可替代性的管理均持審慎的態度。美國只有通過“可替代性”臨床研究的生物類似藥才能替代，但截至目前美國尚未有生物類似藥通過“可替代性”臨床研究，醫生決策和個體給藥仍是臨床應用的常見情況。歐盟自2006年首個生物類似藥批準上市后，收集了大量的真實世界數據，但9年后才有個別國家開始啟動臨床替代。但是由于已有研究的局限性，大部分歐盟成員國明確要求換藥需由臨床醫生決定。同時，真實世界研究數據提示換藥可能會增加患者的停藥風險和醫療費用負擔增高。以英夫利昔單抗為例，目前研究結果顯示替代組的患者停藥的比例（范圍：24%~87%）明顯高于對照組（范圍：5%~38%）。
在我國，生物類似藥與原研生物制品采用相同通用名命名。雖然藥監部門給予不同企業生物類似藥不同的商品名來進行區分，但臨床醫生僅使用通用名處方，未采用通用名結合商品名的方式，使得安全性數據以及真實世界數據收集困難。目前，我國的臨床應用指導原則和治療藥物監測專家共識均強調醫生的科學決策和個體給藥，以確保患者用藥安全。
加強藥物警戒管理、完善上市后監管體系，促進真實世界研究，推動臨床用藥科學決策，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石。我國生物制藥蓬勃發展，藥品監管體系也在不斷完善，但研發、生產、臨床使用還需時間的積累，以滿足“相似性”“穩定性”“可替代性”條件，確保療效與安全，提高患者可及性。（RDPAC）